“我相信在未來一個十年，能夠在全球起起落落的飛機里面，頭等艙、商務艙都能見到俏江南的食品，能夠在香榭里舍大街，在紐約，在倫敦，在巴黎，在東京，銀座這種有影響力的地方，都能見到俏江南的品牌。”

　　每年開100家分店，俏江南要做中餐中的LV，把俏江南發展為世界500強，一心想讓世界各大城市都能看到俏江南，引領中華美食文化走向國際市場……發下如此的宏愿，便是國內餐飲巨頭俏江南的掌舵人張蘭。

　　一頭卷曲長發飄飄，說起話來語速極快，在記者面前張蘭總是不掩飾、不做作，大方、隨性、自然、不時也會俏皮一下。沮喪、失敗不存在于她的人生字典里，亦不喜歡“女強人”的稱號，而愿以樂觀的“強女人”自居。

　　若要在企業家、美食家、藝術家的三個選項中，她會毫不猶豫選擇藝術家，“做商業需要理性，而藝術是自由的。”所以，她把餐飲當成藝術來經營，時尚、經典、品位，是她作為一名“商業藝術家”的特質；果斷、同理、包容是她的管理風格。

　　“很少往回看，后來媒體總問我，我才回頭看一下。”已在餐飲行業打拼近20年的張蘭，當年的創業故事也是一段艱苦歲月。用張蘭自己的話說，做每一件事都不請別人算，做每件事也不請別人看風水，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。

　　張蘭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7、8歲的時候隨著父母下放到湖北的孝感。因為父母都是大右派，母親每天都要挨斗，張蘭很小就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，過著“上房掏鳥蛋，夜里抓蛤蟆”的清苦生活。

　　“我是一切機會都不放過的人，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參加高考。”循著那個時代慣常的生活模式，后來張蘭跟隨父母回到北京，上了大學。當年參加高考的時張蘭還發著高燒，去醫院打了一針青霉素，又過敏。“遇到困難和挑戰的時候我就越幸福”，成長過程中坎坷造就了張蘭堅韌不拔的性格。

　　在北京工商大學畢業后，張蘭很快成家生子，過著兩點一線、單調而安逸的生活。后來，“商品經濟”下出國大潮開始萌動。“我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”，帶著這種思考，1989年張蘭跟隨舅舅去了加拿大，成了較早踏出了國門的那一撥人。

　　“到那兒第一時間就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目標，就是什么時候攢夠2萬美金，什么時候就回國創業。”在加拿大，張蘭曾把賺錢看作生活的唯一目標，這也使張蘭獲取了回國創業的第一桶金。

　　“（加拿大）這是一個特別現實的社會，沒有在中國有人情味，全靠獨立，靠自己。” 對張蘭來說，在加拿大不僅遇到了語言文化的不適應，也少了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懷，人們各自奔忙，不講究人情，招工時誰要的薪水低就雇傭誰。

　為了完成目標，在兩年的時間里，張蘭每天早起晚歸，“不擇手段”地做過各種雜工，在餐館洗盤子，甚至扛過百斤重的豬肉，最多的時候一天打6份工。“其實信念不用太宏偉，信念很簡單。當你堅定了一個信念的時候，你就朝著信念走，一定會實現，就是這樣”。

　　當賺夠了兩萬美金時，張蘭馬上回國，選擇了當時門檻較低，自己又熟悉的餐飲行業。當時張蘭騎著自行車，頂著北風在北京城轉了三天，在東四的街面上發現一張出租房屋的小紙條。于是有了1991年的“阿蘭酒家”。很快，張蘭又開烤鴨店、魚翅海鮮大酒樓……

　　之后，像很多到達這個階段的人一樣，張蘭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定位：自己到底要追求什么？ “我覺得我此生的至愛還是餐飲！”是她的結論。于是，張蘭做了更大膽的舉動，賣掉日賺50多萬的海鮮大酒樓，將9年時間變現6000萬現金，創立中餐品牌“俏江南”，專供當時空白的白領餐飲市場。

　　當時不少人勸她，高檔寫字樓租金高，投資大，客源少，風險大。然而有著多年餐飲經驗的張蘭有自己的想法：白領消費者最具理性，如果這個地方確實符合他們的口味，他們會帶朋友來。“俏江南不靠大肆的廣告宣傳，靠的是消費者的理性選擇。”

　　“俏江南”的創辦，張蘭覺得自己才稱得上“從商”，真正成為一個企業家。之前打工也好，開餐館也好，都是歷練和積累。張蘭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進國貿開首家店的不容易，開業后的4個月里，俏江南的收入不夠支付租金和員工的工資，當很多人開始知道國貿有個別具一格的俏江南，俏江南就悄然火爆起來。

　　如今，俏江南分店一家一家地開起來，成為一種民族品牌，又創辦“蘭會所”、SUBU新概念餐廳，張蘭繼續著自己的商業理想。打造國際級的餐飲企業，做一家有責任感的民族企業，張蘭說，這是俏江南的“新十年資本夢”。

　　一個女子，一家小餐館，干成了國際連鎖中餐品牌，她的秘訣是什么呢。張蘭對此付之一笑：“看似復雜的事情其實原因往往簡單。通向宏大夢想的路就是腳踏實地地工作。”

　　“在企業里的時候，你要忘記你的性別，這是商場，商場不相信眼淚，所以你到商場的時候，就要有一種果斷，有智慧；回到家里，你還把這種理性，這些做法帶到家里去，你就是一個失敗的女人。”她更喜歡稱自己為樂觀的“強女人”。